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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生命的觉醒者  

2008-09-03 17:0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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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玲一生坎坷,18岁参加革命,19岁发表作品,27岁被打成右派,发配回原籍劳动改造,接受群众的批判,中断写作20年,1979年平反,从新执笔。她一生历经沧桑,承受了人间的冷暖,但她像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样,从未对人生和生活绝望过,在困难的时候,她总能勇敢地面对,不屈不挠地挺过来。在她回忆人生的经历时,无论是苦难的还是欢乐的,她都是用微笑的口吻。在她的心中,没有怨恨,只有感激。这不是说她对苦难没有记忆,她深知每次降临到身上的灾难的来龙去脉,大到国运,小到什么人在捉弄,但她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这是基于一个人对社会和人性的透彻理解,她清楚制度性的缺失和人性的贪念、嫉妒、软弱的存在。她对来自这些人的伤害保持了宽宥之心,甚至有时她把他们同视为受难者。她宏阔的内心包容了人世间的不平和苦难,她让自己和一个磨难重重的世界得到安宁。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习惯遗忘的群体,在传统的文人阶层,他们在选择行动时,总以前人的所作所为来警示后来者,但他们并不喜欢揭疤,在某些时候,他们更愿意与世界达成谅解。这不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厚心胸,还是文化制度的缺陷。郑玲对坎坷命运的谅解,无疑使她的人生获得了平静,不再计较,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后来者,望着她的人生,就像看着一艘小船,经历了大海的颠簸,现在平稳地驶入港湾,在微波里轻轻荡漾,一片宁静,宽阔。

郑玲的一生,是和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荣辱相伴。但在她的诗歌所专注的主题中,是生命而不是国家作为她的思考、体验和情感的对象。她把历史和国家的宏大叙事作为滋养个体生命的经历,把她在其中遭受的苦难化为爱,献给了生命的不屈,爱情的坚毅和友谊的真诚。

在那些优秀的诗歌篇章那里,我看见过抵达之诗和途中之诗。抵达之诗是指那些在诗中已超越了人生的所以黑暗抵达了坚定、宽阔和充满爱的世界,在这些诗中,你看不到任何来自人间的暴力和人性的弱点,只有人在一个自在的世界自在的活着。在米沃茨的《天赋》一诗中,可以看到这一境界,一生的压迫和反抗只化为短短的几句诗“人世间我再不需要别的东西/没有任何人不值得我嫉羡/遇到什么逆运,我总把它忘在一边/想到往日的自己,也不觉得羞愧”,而此时诗人“我一身轻松,毫无痛苦/昂首远望,唯见湛蓝海上点点白帆”,人世间只留下安详、宁静,生命应和着天地的脉动,在无边无际之间融合在一起。途中之诗是指那些在诗歌中注目着人类苦难和缺陷并在苦难和缺陷中坚守着希望、爱和理想的诗歌。大多数优秀的诗人都在一生中写下大量的途中之诗,只有在某些瞬间写下抵达之诗。

里尔克曾经对人间发问,“爱和无畏如何结合在一起”。在人间,心一生爱,畏惧就相伴而来。只有心生天使或佛教的菩萨之念,才能消解两者的悖论存在。由于郑玲对人生怀有无限的眷恋和热爱,使她常常把心放到了人间的不幸的事件上,这是一种养护也是一种纠缠,这种关注保持了一颗人间的心的温润和作为人不可或缺的爱、尊严被各种力量无情剥夺的疼痛。

在郑玲的诗歌中,人类无处不在的苦难构成了她的写作背景——政治的压迫、自然的陷阱、人的怯懦。“耻辱和缺失都暴君般将你奴役”(《正在读你》);“激烈的疼痛/攻破了我最后坚守的阵地/绝望于一片精神瓦砾 哑然失语”(《当命运决定你沉默》);“那露珠正是噬人的凶光/在缺水的地方伪装成水/深渊 就是这样构成的”(《宝石螳螂》)。这种苦难意识已经积淀在郑玲的生命里。但郑玲的这种苦难意识不是来自她的出生或家庭地位,也不是来自她所处的社会阶层,那是一个有着自尊和独立的生命对无处不在的苦难的感同身受,她的怜悯、同情和愤慨都是来自她对每个个体的生命的爱和尊重。通过对她的诗歌的分析,我们能清楚看到她的词源来自她对普遍苦难的存在的觉醒和对所以生命的爱的渴求。对词源的分析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一个诗人所处的位置,以及他的思想和价值立场。

由于郑玲的这种苦难意识超越了本人的得失,她把本人所受的伤害和余留的疼痛放到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来看,因此她面对伤害、疼痛命运不再是以一种愤怒、对抗或自我堕落的紧张机制来消除和麻痹受伤害的命运,而是以一种从容和淡定来指认苦难在生命中的存在。甚至在某些时刻,她能把它看成凤凰涅槃必经的火的考验。虽然她还没有像某些基督徒把苦难看成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或者像觉悟的高僧“不动声色”,她只是满怀同情和怜悯地说出了苦难在生命中的存在。

无法意识到苦难的存在的诗歌是野蛮的,在苦难中打转的诗歌是盲目的。沉溺于痛苦的写作最终会导致人的崩溃,只有敢于面对苦难,而又富有希望和理想地活着,才能在写作和生活中获得一种新的力量,才能把生命引向一个高远的境界。这种希望和理想在郑玲的诗歌中,体现的是对生命的不屈,对爱情的坚贞,对友谊的真诚。从具有普遍性的苦难中,诗人把情感拉回到个体生命的需求上,这是她的诗歌从宏大的叙事中赢回了具有个体价值的诗写。近30年的中国文学,一直在警惕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性的侵袭。郑玲的自觉选取,使她在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潮流中保持了个体生命的觉醒。

西方的文化是在反抗和否定之否定中获得发展和推动力的,他们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就在于途中的奋斗;而我们东方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却在于获得一种被佛家称为“安详”或宁静的生命境界。我们更在意于苦难的承受而不是意义的承担,我们更在意于结果而不是过程。这一点很多时候使我们忽视了承担和坚持对于生命的作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性还是很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渐修的过程。郑玲面对苦难的这种姿态,即敢于反抗,又敢于承受,这使她的诗歌和人生获得了一种宽阔和淡定。

“幸存者是被留下来作证的/证实任何灾难/都不能把人/赶尽杀绝”,这是《幸存者》开篇的几行诗,它从容地指出幸存者的社会意义,并显现出一种劫难之后的淡定姿态。《幸存者》写于多年之前,这次汶川大地震之后又被广泛引用。幸存者在郑玲的诗歌中是一个核心的意象。灾难无处不在,它以各种形态降临于人的生命之中,因此,活着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幸存者。郑玲深刻地理解了人的这种命运,她赋予了人活着的一种劫后余生的尊严感和坚毅。她对人的这种定义,使活着不再陷入畏畏缩缩的日常计较,活着显得隆重而不可亵渎;她的这种定义,使生命不可置疑地获得了宽阔的命运,“朝着黎明/走在已埋葬的岁月之上/幸存者不诉说回忆”。

理解了郑玲对人的定义,就理解了郑玲的生命姿态,她不再畏葸不前,不再患得患失,她敢于承受和面对苦难,但她也对活着怀着深深的眷恋和不屈。她在《在手术台上》一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爱我的人们啊/趁我尚未饮过忘川的水/千万要赶来/捉拿我问罪”。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磨难重重的人,她对自己背负着债务的人生是如此眷恋,她并非恐惧死亡,而是对爱充满了无法割舍之情。生命走到这里,已不再有什么力量能把它扭曲,能让它坠入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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