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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宾

 
 
 

日志

 
 

无力者的梦想(一)  

2009-10-23 17:1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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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者的梦想

 

 

杨若红

 

 

诗歌的尊严

 

西默斯·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为那些具有能证明自身正确性的力量的诗歌——即舌头受到诗人自身严厉管辖的诗歌——框定了写作的界限,它要求诗人必须对自身保持苦行和禁欲式的严厉,保持对诗歌本身那纯粹创作的、亲密的、实验性的行为的尊重和坚持,像罗伯特·洛威尔一样不论在要求你必须顺从或担当反对者的角色时,依然保持写作的独立性和一种被曼德尔斯塔姆称为乐队指挥棒的功能。
  在当代的诗歌写作现场,完整性写作者们一开始就拒绝策略化的写作。他们避免以一种观念推翻另一种观念,以一种形式推翻另一种形式;他们一开始就谈论诗歌在当代背景下的本质,诗歌所必要的语言、想象力和价值诉求,指出诗歌所展现的是一个关于生存可能的梦想世界。当然,他们从未放弃途中的工作,他们一再强调诗歌对现实生存真相的揭示和批判意义,而且把这作为其它一切追求的基础。诗歌史曾经显示过诗歌不同时期所展现的不同形象:神的形象、英雄的形象、圣徒的形象和人的形象。但在当代,人的形象也支离破碎,因此,他们强调当代的诗歌写作的目标就是从事重新修复灵魂的工作,使人重新回到人性的大地。当然,他们清楚这样做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而且必须考虑如何贯彻这些价值,才能使的形象在诗歌中诗意地显示出来。正如福科在对权力进行研究之后宣称:权力事实上既生产知识又生产实践,知识事实已与权力结合了。如何避免知识与权力结合呢?完整性写作者们提出社会学与审美的分离。他们看到太多的属于诗学、文艺学的争论最终演变成政治的讨伐;他们也深感从纯审美的角度对那些策略性写作和批评常常陷入失语状态,非此即彼的社会学立场,常使文学批评在某种理论的逻辑阴影下,变成政治的对错之争。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原因,他们负责任地从社会学的阵地上撤退下来,这一行为,符合哈贝马斯的话语的伦理学理论,把批判从权力的阴影之下抽离出来,搁置起来。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诗学的规范内充分论证它们在伦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中那些从先哲们继承而来的价值、规范和形式是否合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他们的梦想。
  
  二 无力者的形象
  
  对于完整性写作者们来说,无力者的形象不是源于无产者的社会地位或被动的政治边缘化,而是主动地放弃和权力结合,放弃他们在学术体制或权力体制内因知识的掌握而可能占有的统治地位,对任何流派或显赫者充当局外人的角色;但他们又时时凭自己的良心和诗歌经验对现实发言,表达他们对这世界的态度。完整性写作者们完全意识到现实的力量,清楚人的局限性、文化和制度的局限性,但他们不愿意妥协或简单地扮演反抗者的角色,而是勇敢地担当起作为诗人的命运。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担当责任的诗人显得多么不自量力,但正是这种以弱对强的勇气,激活了现实中被权力所规范、被物质所逼迫的诗意。世宾以为:具有勇气的诗人就像姆拉多所说的那个在渴求不可能的人。也正是这些具有勇气的诗人,像普罗米修斯或西西弗斯,或像夸父一样,以个人的牺牲承担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以个体的力量去对抗宇宙或历史的惯性,以此使人的形象在随波逐流或自身的麻痹的历史进程中复活。
  作为人类命运的承担者,完整性写作者们不像某些热衷于打倒和占山为王的短期行为者,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设身处地地思考人的命运。他们意识到人在当下生存的破碎性,它包括外部的破碎和人自身的破碎。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在后现代主义者和修正的现代主义者那里,都是因为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留下的困境。完整性写作的写作者们正是意识到人类的这一生存困境,企图通过诗来重新使人重回人性的大地,使人类坚定而美好地活着。他们提出:在当下,它(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创伤性生活的修复,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化对人的侵蚀,无畏地面对当前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以人的完整照亮现实的生存,直至重建一个人性世界。
  无论世宾如何高谈完整性写作,但在他《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当涉及现实部分时,无不弥漫着破碎性的指认。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此时的诸神踪迹比荷尔德林所处的时代更加缥缈。机器的尘埃、商业的喧哗和政治的策略在这世界到处弥漫,以供那远遁的诸神回返之用的路径堵塞不通,上面奔走着物质的欲望和它结伴而行的一切短暂之物。此时的人也是这样一些短暂之物,他们就像一个漏洞百出的容器一样,盛装着物质的欲望以及一些被再造之物规范着的秩序,包括一切意识形态、制度和朝生夕死的时尚潮流。他们作为一个存在物只是众多再造物中的一员,他们同样被制造、被摆布、被拆毁。
  在我们这个时代,叙事的主体不是神,不是自然,也不是人,而是制度、器械,人只是它的有机部分,游走在这些物质和秩序之中,人已彻底丧失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主体性,彻底沦为工具和一件可使用之物。我想世宾是站在这个角度思考人作为存在之物的命运的。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诗人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看待个人的命运,而是更愿意把人置于某种制度或某种潮流中,不去问整体的人的生存处境,便毅然扮演起某种制度或潮流的反对者或赞成者的角色,而最终沦为它的一部分。如果诗人具有抗拒现实的规范的能力,诗人就必须越过赞成者或反对者的位置,必须在更高的层面学会一种我们的本质与我们生活中的现实的本质之间建立意料不到和未经删改的沟通的本领(希尼语)去处理梦想与现实的关系。
  在社会学的层面,完整性写作者们自觉地置身于潮流和制度之外,无畏地承担起局外人的命运;而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意识到诗人无疑与所有人一样,都是破碎之物、被规范之物。完整性写作正是在此——作为无力者的形象——命运和立场上去言说梦想,言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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