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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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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  

2010-02-26 17:2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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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

 

近日“范迪安剽窃案”在各种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又有记者来向我询问黄以明兄的信息,使这一文化事件仿佛和我扯上了关系;更由于多年来和以明兄的交往和友谊,我不得不对此说说几句,作为证词,以支持处在弱者位置又受到事件极大困扰的以明兄。只要不触及生命,我从来都认为文化事件没有什么大事,这是基于我对生命的看重和对文化在这个时代被随意装扮的事实的破罐破摔的生存态度。这的确有些不负责任,有些魏晋避世之风。但如果有心情的话,打打官司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任何其他力量的干预,一切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利益在个人的生命中高于一切的全民价值观,使巧取豪夺、抄袭、剽窃成为正常的社会行为,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倒是那些起而反抗或者被抢掠者的叫枉在这个大背景下,看起来有些小题大做。以明兄显然是被逼急了,如果他不告,久而久之他可能会从一个原作者变成抄袭者,大家都知道这时代的信息传播和覆盖能力。从某种意义讲,他的起诉,已不是个人的利益之争,而是为了一些更广阔的意义。

如果需要我陈诉多少事实,我的证词只有一句,我可以证明的,那就是《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我在20017月份已经看过,发表在台湾《艺术新闻》杂志200010期上,《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一文为黄以明原创无疑。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以明兄作为诗人和《青年文学》的诗歌编辑,与一个叫李青松的诗人来到广州,那天晚上,广州有十多位诗人出席了宴请他们俩的晚餐,在动物园旁边的一家大排档。几张桌拼成的长条台,摆在路边,加上诗人们的喧哗,浩浩荡荡的样子。我依然怀念这样的时光。我和以明兄算是这样认识了。

以明兄大我十岁,在我的心目中,是个毫无疑问的平民思想家。他上世纪90年代初脱离体制后,就以打零工为生。我是大概在那次广州聚会后一年的春节,和诗人黄瓒富结伴到他的老家广西北海拜访他。他从北京回来度春节,一家子其乐融融。我们到达之后,他便陪我们在北海公园里的一个小宾馆住下,三天两夜。坐在落地玻璃窗下,除了睡觉吃饭,我们用所有的时间谈论艺术、诗歌、文化、哲学。我混乱和来自直觉的观念在他的知识谱系里得到印证。和他的聊天我受益匪浅,几天里,我都处在兴奋和喜悦之中。窗外的植物郁郁葱葱,小鸟在林中鸣叫。此情此景,使我生发出一种勇气:无论世道多么艰辛,有几个这样的朋友,有几次这样的聊天,夫复何求!

以明兄一直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换过不少单位,大概是1999年前后(时间的准确性我没有去证实,但不会差太远)到桂林愚乐园当艺术总监。那时候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的下半生有着落了,投资多少多少亿的园林工程,多少年都做不完。在此期间,他也全情投入艺术的评论工作。深厚的理论功底使他的工作做起来得心应手。20017月他到广州来,带来了几篇思想和评论文章的打印搞,其中包括《属性与运动》等文章,以及发表《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的《艺术新闻》杂志。

此次他被迫起诉范迪安,他当然有理由有权利起诉。 范迪安先生说是“被冠名”,他是否是“被冠名”,我不知道。我也希望法庭通过调查,给公众一个真相。但这文章是黄以明先生的,这确切无疑。(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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