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广州世宾

 
 
 

日志

 
 

另起炉灶(修改稿)  

2010-04-30 18:1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另起炉灶

——论诗歌形态

世宾

 

这是一次失败的写作,这依然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20092月初,我满怀期待地搬到位于广州郊区的一个叫小洲的村子住下,准备在这相对僻静的地方写一批作品。

想象中的作品,既有饱满、准确、变化丰富的语言——繁复而又与我们生活十分贴近,又有由化学、物理学、医学以及自然、社会生活等等知识才能提供的诗歌意象,又在主题上直接呈现我们这个事实上已经破碎了的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特征。我的目的是写出一种非命名性的诗歌。我希望通过揭示我们已被改造了的事物,以及这些事物中与这事物的命名毫无关联的但事实已是有机的组成部分的真相(科学的真相),来还原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我的写作理想就是不再重复那已经支离破碎的已被命名但又不复存在的世界,而是通过剥开、分离出事物底部的秘密——它的那些被遮蔽、被隐瞒的细微之处,像外科医生或者科学家一样剖开、揭示这个时代的真相(真相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但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像现在一样具备揭示真相的条件),让华丽的世界敞露它的毒药、肿瘤、谎言和残酷;我的写作理想是一次冷静的、理性的、科学的纸上行动,它关涉的当然不是什么诗意,而是通过碎片的呈现来还原真相;写作的过程是去蔽,是还原。

然而,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写作。在南方逐渐酷热的天气里,我的斗志、耐心随着汗水不断流逝,我的诗歌呈现出一付惨不忍睹的景象:生硬的句式、呆板的结构、无法延伸的主题,十足一个新手在笨拙地挑字捡句,拼凑一首自己在某些瞬间自鸣得意的诗篇。炎热的夏天和心灰意冷的写作迫使我在5月底离开了小洲村。世俗的温暖无法给我们长时间安慰,但写作(理想)的不可及又时时让我们黯然地放弃。

已经快有一年没有写诗了,诗歌曾给我提供认识世界的通道,曾经唤起我的勇气,曾让我像一个信徒找到上帝的路一样满怀喜悦地追寻已经认定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能体验到人生在痛苦和荒谬中有着阔大和辉煌的境界。但基于艺术对“影响的焦虑”的本能的反抗和对世界“本质性”的认识的渴望,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换一个角度,能够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这既是写作尊严的要求,也是自身的期待和写作的野心,同时也是现实发展到一个再造时代的客观要求。艺术可以在幻象、想象和梦想中活着,这种努力无疑在拓宽现实的疆域;艺术也在不断变换的现实中吸取养分,发现问题,甚至另起炉灶(像宋词就是对唐诗的另起炉灶)。我是有另起炉灶的冲动,但我的努力失败了。

这些作品摆在这里,它们不如人意的地方显而易见,但我还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不羞于自己的短处,是源于我对中国诗歌有着更高的期待。我们只有一百年的新诗写作史,对于世界诗歌史,我们可能只在内容上贡献过一点中国经验,在语言、写作技巧,包括思想、观察世界的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我们多有对别人的复制和模仿。在世界诗歌史的范畴,中国新诗至今还没有贡献出独一无二的、重要的作品和诗人!我们能另起炉灶吗?我们有可能另起炉灶吗?有意想不到的途径吗?这世界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角落或者一个重新进入世界的通道吗?在我思考的范围内,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希望我对诗歌形态的思考,对我们的发现有一点启示、有一点帮助。如果这样,那我这一次失败的尝试也就有了意义。

这次我所思考的,不是文体的变迁,或者语言的转换,而是诗歌形态的变化。诗歌形态的变化,是关涉到美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美如何产生的原则。从诗歌史的发展看,我们出现过两个诗歌的形态,即“模仿形态”和“诗意形态”。

 

“模仿说”是欧洲文学史逾二千年最重要的文学原则,“模仿形态”就是从这里总结出来的。“模仿说”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是从古希腊的“和谐说”发展起来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逻各斯”的理性、秩序思想从史诗和神话中破壳而出,形成一种独立的思想,他们相信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由此,古希腊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一副由理性支配的哲学图景。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从昼夜更换、生老病死的事物运动中,发现了事物在变动中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统一性,即整体和谐的状态,因此,他们尝试用和谐解释一切现象。毕达哥拉斯尝试用“数的和谐”解释美的根源,赫拉克利特则把艺术的产生归因于“对立的和谐”。“和谐说”认为形式高于经验,抽象美高于具象美;在逻辑上暗含着对感官经验的否定。“和谐说”给“模仿说”这一重要文学原则提供了哲学依据,但这也使前苏格拉底的“模仿说”没有越过自然哲学的窠臼,“模仿”仅仅是对自然构成形式和功能的学步。苏格拉底(公元前470400年)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思想史的转折,苏格拉底反对一切不关心人的本质和生存的实证科学,人成了世界的中心。苏格拉底认为,人应该成为文艺模仿的对象,不仅人的外部动作、形象可以模仿,人的“精神方面的特质”也可以模仿,无论高尚、慷慨、谦虚、聪慧,还是卑贱、鄙吝、骄傲、愚蠢。苏格拉底对于精神领域的强调,使“模仿说”从自然领域到人类社会领域,从而获得了更新。这一创作原则经由柏拉图的中介,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系中得到完善,成为西方历史上牢不可破的文艺本质观。这种观念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被浪漫主义所动摇。亚里士多德明确限定艺术模仿的对象范围,“诗人……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从题材上讲,这三者分别是历史或现实题材、神话或寓言题材、理想的虚构题材。

在古代中国,早在尧舜时期,已有了龙和凤凰的图腾崇拜,龙凤为一兽一禽:龙以蛇类动物为主体,组合了马、鹿、虎、兔、牛等动物形象;凤凰主体为雉和鹰,并杂有其它鸟类的形象,龙和凤凰图腾的形成就是对自然界动物模仿、综合的结果。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和合美的滥觞时期。孔老的出现,标志着和合美的思想已走向成熟。和合美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合,《周易》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孔子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庄子讲“上下与天地同流”;二强调人与人之间和合,儒家认为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和合之美,能达到社会美的极致;三是身心的和合,这在儒释道诸家文论都有论述。中国的和合是合多为一的融合(见陈望衡《华夏美学的滥觞》)。这些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文艺在春秋之前,已开始关注和模仿的对象:自然、社会生活、人的身心。

早期中国文论大多是一种追忆的产物,像《春秋》、《尚书》、以及部分的《史记》都记述有远古的人与事,借助追忆形成一种文化传统;《诗经》也可以看成追忆的产物,都是先民口口流传的歌谣,通过孔子的收集、整理才形成了如今的模样。中国的诗最早具有很强的记事功能,包括部落的祭祀、战争、庆典、迁徙等事都记录在诗里。自古有诗言志,诗言情之说,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既是说,诗可以表感情、明事理、识事物;魏晋时,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到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用情释志“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对自然的模仿,对社会生活的模仿,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模仿都是诗的功能和目的所在。艺术模仿之所有能让人产生愉悦,是因为艺术品让观赏者获得了一种认知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某些对象本身(例如尸首或可鄙的动物形象)看上去虽然令人感到厌恶,但它们在艺术中得到惟妙惟肖的模仿却会引起人们的快感,就是因为人们在艺术品中认出了“这就是那物”,认知感使人获得了愉悦。

综上所述,诗歌在人类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由于大地被郁郁葱葱的树木所庇护,人类把认识世界作为生命的第一要素,认识世界能够给人带来愉悦,认识世界是最高的美的存在。反映到艺术创作上,那就是对自然,对人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对可能存在或认为可能存在的世界的模仿,便是最高的美。这也就是我所指的诗歌早期的模仿的形态。所谓模仿的形态指的是创作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自然、历史、社会、人和传说故事、神话的一个审美过程。

模仿形态的艺术创作,它是和“礼”、正典和国家的精神的塑造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史诗式的写作和颂歌式的写作是这个时期诗歌的典范。由于对道德感、对正喻理念的强调,苏格拉底甚至认为,“当你们描绘美的人物形象的时候,由于在一个人的身上不容易在各方面都很完善,你们就从许多人物形象中把那些最美的部分提炼出来,从而使所创造的整个形象显得极其美丽。”

我更愿意这样想象:当大片的森林覆盖着大地,世界还保存着它的完整的时候,美的精灵还隐藏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之中;这个时期的天才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最高的美的存在,天才们只要直接呈现他们所看到的,那就是艺术最高的美。宇文·所安在谈到古典中国诗歌时,他认为这些诗歌基本都是追忆和重现的产物,诗人为了荣誉和向过去的时光——那些疼痛的、欢乐的事件——致意,诗人就借助文字,在文字中重现一个景,以安托自己的情感。

这种形态的写作的根基是农业文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工业文明彻底动摇了。在思想上,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创作上,浪漫主义颠覆了以“理”为基础的古典创作理念,进入了抒发个人情感,形式上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时代。诗意形态的写作产生了。

 

诗意形态的写作指的是以个人的情感、价值、思想作用于对象物所产生的审美过程。个人的情感、价值、思想在诗意形态的写作中十分重要,价值、思想的落后,会导致野蛮的产生,诗意的丧失。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现代的理性思想基本形成,而自然形态的自然和人在工业文明之后就不断受到改造和扭曲。传说、神话在不断受到现代科学的质疑;葆有过美的自然在大开发中不断消逝,并不断被人工景观所代替;在政治生活上,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加快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物质的快速发展也不断地异化着人的本质性,人成了机器链条上的一个零件。而在古典时期,世界还为人类保存着与自然相联的纽带,自然还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着养份;人类的个体和整体还依然凝结在一起;肉体作为灵魂的载体还未互相分离,肉体和欲望还未一意孤行。在那个时期,自然以及产生于土地之上的农业文明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和最终要皈依的地方。在那个时期,诗人的直抒胸意,“我口唱我心”便能产生最高的诗意。

工业文明之后,瓦特的蒸汽机把人类的欲望彻底启动起来,并以加速度的态势向前奔驰 。实际上,这种态势在公元1500年人类的地理大发现中便开始了,世界的完整版图展现在世人眼前,大量的处女地和新大陆等着人们去开垦,去征眼,地球上已无一处安宁的地方。它强烈地象征着自然中可能存在的对美的精灵的蔽护之地已被彻底敞露。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美是隐藏于秘密之处,存在于我们已有的认识之外的地方。当高速的机车、轮船和探微入幽的显微镜主宰了世界,自然的秘密之处便不再存在了。

19世纪后,美不再像农业时代一样散布在满山遍野之间,而是隐藏在幽暗的秘密之处,它需要诗人穿越现实的迷障,去挖掘和发现。诗意在我们时代不再是美仑美奂的风景,不再是简单的顺从和赞美,而是隐藏在黑暗中的灾难、痛苦和不屈,以及由承受、承担、超越获得的坚定、宽阔,它是在穿越迷障和恐吓中向真理不断靠近的潜行的途中。

梦想是发现和创造这个新世界的源泉和动力,任何缺乏梦想能力的心灵所发现和创造的世界肯定是平面化、苍白无力、胆怯的世界,这世界与他的俗人世界重叠。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梦想的心灵不是与自己的生存现实相逃离,而是更深刻的进入,带着因更高梦想产生的疼痛和喜悦面对当下的世界,并且在更加宽阔的领域说出诗人内心的愤怒和欣喜。对于诗歌世界来说,目的不是要对现实进行判断,而是要寻求瓦克莱夫·哈维尔(Czwslaw Mi losz)所说的“人类责任心的根基”或某种被这种责任心确认的“意义”,是要建造华莱土 ·史蒂文斯称谓的“创造我们不断地转入其间而不自知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在普遍愿望趋于单纯化的情况下增加一种复杂性”(西默斯·希尼语)

诗意形态的写作正是运用启蒙运动产生的人类基本价值,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描述一个痛苦的、黑暗的现实,以唤起我们对这个被假象、谎言伪装和扭曲的世界的认识,以抗拒麻痹和遗忘对我们心灵的侵袭;或者通过这些价值重建一个开阔的、没有障碍、充满爱的世界。

 

 

无论是模仿形态的写作还是诗意形态的写作,都是一种命名性的写作,前者是自然世界的命名,后者是对精神世界的命名。但当人类进入信息和再造之物构成的后现代之后,命名已成为不可能。无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如果我们用古人创造的语言去命名现代的自然、器物和精神,都无法准确对应。基督教认为语言创造世界,上帝说有光于是世界有了光;语言的世界对应自然的世界。但在一切都是人造或者一切都留下人活动的印迹的物件上,以及不断受到篡改和扭曲的精神理念里,已找不到对应的语言;或者说,在一切都在变动的时代里,从远古凝固下来的语言已不能对应这个世界。一个词所对应的物,此物的外延已大量地溢出这个词所指和能指的范畴。譬如我们说“爱情”,但“爱情”已不是山盟海誓,不是永恒和心心相印的代名词,就像东荡子说的“玫瑰从你手上来,也从市场上来”;当我们说“爱情”的时候,它可能是欲望、冲动和寻找临时性伴侣的借口。当我们说“杯子”的时候,它所指的是我们盛水喝的器皿,而对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血腥和工人的血泪,或者工艺上有毒的合成成分在这个词中是受忽视,其实这些困扰和影响我们的因素与这个词之间是有着潜在的关系的;在古代,它可能就是制造者作为单纯喝水的器皿。法国大革命时期, 罗兰夫人说了一句令人无法忘怀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人假你之名,行血腥之实。”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词是不达意的,就像清代郑珍说的:“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我们的日常秩序遮蔽了我们真实的内心;语言(原有的)遮蔽了现实。然而,我们确实还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语言来对应这个现实的世界,“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清代,郑珍),我们的尴尬显而易见。

在后现代语境下,一切秘密都分解在表现底下,它需要具有一定精神强度和体验能力的人才能通过一种隐秘但充满喜悦的生活去经历、去揭示。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我们已无法命名一切事物,我们已无法准确叫出任何一个物件和我们内心任何一个念头的名字,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给所有语言却魅、去蔽,让分解在事物背后的秘密敞开,再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把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秘密重组、还原。这就是我要提起的一种新的诗歌形态:还原形态的写作。这种写作就是让貌似凝固的世界在诗人具有强大体验力和分析力的搅拌机里流动起来、转动起来,分离、提取出真正的构成因素(要素);这种写作就是要呈现世界真实模样的努力,而不是让我们已经凝固的语言去命名一个幻觉的世界(不要相信我们已经板结的心感受到的世界,没有通过分析的世界是一个幻觉)。这种写作,在本质上是要求我们必须去除创作主体的感情,因为我们的感情也被凝固的语言所塑造,已带着记忆的烙印,这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真相的体验,但去除感情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人的本质性所在,因此,在去蔽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降低抒情的成分。人类的感情的塑造(已拥有的精神状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成就,它是所有人类经历和思想的总和。在去蔽的写作中,这种感情要谨慎地运用,必须用被文明塑造了的心灵去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去敞开这个世界那些分解在幽暗之处的秘密。

谨慎地运用情感和尽力去蔽是对等的无奈,因为两者我们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一方面我们的情感在现实面前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凝固的语言去揭示一个变动的世界,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工作一定只能是途中的工作,我们将永远无法抵达。事实上,我们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抵达。

艺术创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它本质只和认识力有关,认识力是愉悦的根本,愉悦是审美的根本要求;没有创新和发现,认识力就无从谈起,因此,创新是艺术创作的唯一动力和合法途径,也是创作者能够安心的地方。

我曾经固执地把某种理念作为我的写作的归宿,但我显然忽视了这世界已是不可命名的本质。作为创作主体,我非常珍惜我作为人的情感,但对于世界,认识它(我也在它里面)却是活着的意义所在和最绚烂光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还原的写作中重塑自我,换一个角度进入世界;那么,我们陈陈相因的写作是否该另起炉灶了?

 

 

 

  评论这张
 
阅读(7)|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