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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宾

 
 
 

日志

 
 

风雨飘摇的乡村生活  

2011-06-02 12:5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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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的乡村生活

世宾

 

想象中的传统中国,有着广袤无边的乡村,在起伏不定的山林和盆地之间,遍布着一座座青砖绿瓦或泥墙茅顶但整洁安宁的村庄;与村庄构成一体的是一望无际的田畴和郁郁葱葱的山野;鸡犬牛羊出没其中;人们在地里辛勤地劳作。维系传统乡村生活的两个要素:土地和乡村伦理,两者缺一不可。五四时期以来,乡土文学描绘的就是这种生活,无论战争年代还是阶级斗争年代,除了形势的变化,传统乡村的根基没有受到动摇。在鲁迅的小说里,我们看到连绵的瓜田,破旧的祠堂和淳朴落后的农民;在山药蛋派的小说里,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心都落到了农村,田野永远是忙碌的中心,批斗会和反破坏是耕种间隙的主旋律;而生产,在以食为天的农民那里,依然是潜意识里的根子,他们有着不可颠覆的乡村律令。

从鲁迅、沈从文、茅盾到韩少功、李锐,作为叙事场所的乡村在本质上没有改变,虽然现代文学所描述的乡村生活已不是一幅田园牧歌的风光画了,不是“静听蛙声一片”星光下宁静的土地的芬芳,但它与古典时期的乡村一样,乡村的两个基本要素还没有受到彻底的改变。在现代文学大量的小说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乡土环境的严峻事实,看到作家们企图通过批判或者歌唱来复活一种乡村精神,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被寄予了重大的社会命题。在鲁迅那里,他以启蒙者的眼光揭示了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乡村世界的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成了关注的重点,他们的鞭策和歌颂态度十分明确;无论有多少人谴责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过于粗暴简单”,他对于苦难的深切体会、对于率真淳朴的边缘性乡村文化的叙述,他的作品展示的正是一曲乡村下层生活的悲歌。他们都共同地给予了乡村生活一种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正如茅盾在1936年对于乡土文学的理解,他否定了乡土文学对于乡土风光的单纯描写:“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传统乡土文学在中国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8亿农民在与土地相随的乡村谋取一日三餐的粮食,或勤勤恳恳,或狡诈奸滑,或淳朴善良,他们的痛苦和欢乐紧紧地与土地相伴相随。

朴拙纯真、温熙甜美的乡村文化是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哺育出来的,但当工业文明的推土机碾过,乡村破碎的景象就开始呈现出来。这种破败的景象是从心灵开始的:麻木、贪婪、残酷、扭曲在乡村世界像病菌一样传播开来。整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乡土部分,都可以看到这中情状的出现;纵使那些描写热火朝天的革命文学,我们同样能看到隐埋在热情底下的人性的荒凉和冷酷。描述宗法制度、战争、工业文明蹂躏之下的乡村那溃败的人性,构成了传统乡土文学最核心的主题。

时间和变动的外部世界并没有给乡村喘息和自我修复的机会,工业文明以及由其所通知的制度随着机器的轰鸣,侵入了乡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耕地不断被征用、荒废;年轻的劳动力不断流失;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敌视的关系;由土地维系的宗亲关系已经被利益关系所代替等等,支撑着传统乡村的要素都开始土崩瓦解了。当然,当旧的一切在不断消失的时候,我们同样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在废墟上的萌芽:科技生产在替代传统的农耕生产;受现代文明熏陶的年轻人在重归故里;厌倦了水泥森林的城市人开始意识到不受化学物质侵害的农作物的珍贵;新型的人际关系在替代野蛮的宗法思想……土地不断丧失的乡村成了新形态生活的试验田。在这种新情势下,新乡土文学开始产生了。所谓新乡土文学,就是对维系传统乡村的两个要素受到彻底的动摇之后,新的社会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改造下的乡村的文学书写;这个时期大概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已转移到城市,时代的悲喜剧更集中地在城市上演,新乡土文学也就不可能像上世纪前半叶一样在文学中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但它对人性的责问、对于乡村生活的重建、对于城市生活创伤的心灵的修复无疑也构成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依然葆有追问当下生活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当代社会不可扭转的城市进程的拷问。

在这种文学语境下考察王哲珠的乡土小说便有了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变革中,文学如何反映和参与历史的进程;也可以看到文学如何从社会潮流中抽身而出,去关注被忽略的底层那幽暗的生活。本期《作品》刊发王哲珠的两篇小说:《成家立户》和《祭坟》,都是写当下农村的底层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底层在大变动的时代,诗情画意的生活已经被席卷而来的功利欲望冲击得风雨飘摇了;固守的宗族思想也显得不合时宜,纵使付出一代人的辛劳也不能保全它的完整。一种溃败的气息弥漫着曾经被植被和淳朴、惬意滋润的乡村。

王哲珠生活在广东的潮汕平原,这里水土丰润,植物常年郁郁葱葱;历史中由于人多地少,这里的农民练就了一身农耕的好本领。惜土如金,精耕细作,在每人平均不到一亩地的大地上,养活了两千多万人。记忆中,这里村庄一座连着一座,炊烟袅袅,鸡犬相闻,黄昏时,回巢的鹅群鹅鹅鹅的叫声,像一曲安宁的乡村牧歌,在村庄黑色的屋瓦上此起彼伏。而这支牧歌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便逐渐消失了,替代而起的是尘土飞扬的乡村公路,和简陋的机器发出的单调的轰鸣声,以及公路两边争先恐后的临时建筑。粗放型的工业生产、商业主义和利益冲动彻底地改变了乡村的原貌;农民的土地大量减少,甚至在自己的家乡已流离失所;由于高投入、低产出,仅留不多的土地也大量丢荒;传统伦理观念——美德和糟粕都在人口迁移和各种现代观念冲击下,也开始土崩瓦解了。昔日桑麻渔牧的乡村逐渐凋零,留下了一片情感废墟和人走楼空的破旧房屋。当然,在那些留下来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生不息的生存意志也依然保留在日渐萧条的乡村里。因为无路可走,或者因为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在祖先已捉襟见肘的遗物里,有些人依然顽强地、不合时宜地活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农村底层,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匮乏的乡村生活迫使他们必须远离零落的土地,相应的,他们的观念也有一部分随着外部世界对乡村的渗透而被改变;但由于他们又无法彻底摆脱乡村或者说土地对他们的羁绊,在他们的性格里,同时也必然保存着乡村固有的习惯。

《祭坟》通过写坟里头的魂的遭遇,从侧面反映出现实世界人心的变化。“清明,爬满坟包的山,爬满了祭坟的人,生者与死者又相通了。祭坟为的是寻根,远归的子孙说,坟包下的祖宗,是揪住泥的根,有了这根,走得再远也是安心的。”在清明这一天,坟里坟外的人在山上又相聚了,祭坟人的心里头,他们的所作所为,坟里头的魂看得清清楚楚。说是“坟包下的祖宗,是揪住泥的根”,但“跪下的只是满满的祈求和期盼”,外面的人随着自身生活的变迁,已身不由己地投入了追逐自己的命运去了。回到祖先的坟前,也不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根,而是来祈求保佑,祭坟的行为已与现世的祭坟者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的,没有超凡脱俗的行为。小说通过独眼守庙人与坟内的魂的沟通,看到了坟里的魂对于子孙的无奈。变化中的乡村已没有什么力量能更改的,那些传统的形式,也维系不了乡村传统的根基。祭坟,也仅仅是一次利益诉求的赤裸裸表达和一次郊外踏青的狂欢。只有那个守庙人,那个在现实中处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才在变动的世界里,仿佛保存着那种低微、忠诚和不被利益诱惑的情感。他与大发的那群只问利益的子孙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守庙人,守住的也是传统乡村的魂。

如果在传统的乡土小说里,守庙人应该是小说最浓笔的主角,乡村必须借助他来复活那青山绿水围绕下的诗情画意。但在新乡土小说里,他显然像城市夹缝中的破旧村落一样,退居到暗淡的一角。我们可以想象,当夜幕降临,曾经喧闹的坟山留下的荒凉场景。

这种荒凉感在《成家立户》里,好像也一直都萦绕在主人翁厚刀的生活和他置身其中的村庄里,但偏执于传宗接代的厚刀在他的人生后期,仿佛获得了一点回报;他的回报也给风雨飘摇的乡村生活赢回一丝希望。厚刀和他的兄长在他们贫乏的一生里面,唯一联系着他们生命的就是乡村的几间破屋和无法摆脱的传宗接代的念头。他们出去打工仅仅是为了回来,他们从未被外面精彩的世界所诱惑。厚刀娶过三个女人,可以说和情欲和享乐无关,只和传宗接代有关。第一个女人是他花了三千元从外省买回来的,后来卷走了准备还债的钱以及母亲留下的一点首饰;第二个是由表叔家介绍的外地女人大娥,大娥因为娘家穷,所以就嫁过来了,她是一个很实在的女人,和厚刀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回到富裕了的娘家;第三个是和厚刀在工地里干活的女人阿翠,这个女人不是自己跑的,而是被厚刀无缘无故赶跑的。在厚刀的一生中,他甚至有过一次可以彻底改变生活的机会,那就是到大娥已经富裕起来的家乡去生活,但由于他固执的思想,使他放弃了移居他乡的打算。在厚刀的世界里面,只有那两间破屋和一个传宗接代的念头;他的思想陈旧落后,对于外面世界的变化基本处于麻木的状态;日子一日重复一日,没有过多的焦虑,小小的忧愁在传宗接代巨大的阴影下,仿佛也只是一块泛潮的斑点。

我想新乡土写作可能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写变化中的新农村的,一部分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书写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溃败的。王哲珠的小说无疑不能归入新农村写作的行列。虽然当下变革的大潮席卷了包括农村的每一寸土地,她也把目光投向了这块风雨飘摇的地方,但敦厚淳朴的民风没了,诗情画意的山山水水没了,只有那顽固的宗法思想还像狗皮膏药紧紧地附着在农民的精神上。难道仅剩的这点宗法思想能拯救这风雨飘摇的乡村生活吗?在《祭坟》里,作者保留了一定的批判色彩,但在《成家立户》这篇小说中,作者放弃了批判的武器,让主人翁厚刀自然地呈现他可悲的一生。“可悲”当然是我们强加给厚刀生活的定语。农村经济的落后,宗法思想的束缚使他终究无法摆脱贫瘠的土地对他的生命的定义。假如我们越过所谓的文明思想,考察厚刀生命的这种选择和社会给予他的种种可能,也许只有那个看上去腐朽的宗法思想拯救了他,使他的生命在后来还有了一丝期盼,有了一点光彩。

                                      三

在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农村无论在文学的叙事还是历史的进程里面,都被不断地挤迫到边缘的一角。但这里同样埋藏着中国社会和几亿人的精神困境,因此,它无论如何还是一个强大的叙事场。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力,给传统乡村留下的疼痛和希望无不困扰着把目光投向这里的人们。

王哲珠的小说着力于描写乡村阴影下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的困境。大发的子孙只顾眼前的利益,把祖宗忘在脑后的冷漠;厚刀的生活只萎缩到传宗接代的本能要求,真确地反映出当下农村的生活。我去过潮汕乡下扶贫,一户生育三、四个孩子的并不少见,也有七、八个的,传统的家庭观念驱使着他们,越穷越希望生多点,他们祈求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来摆脱贫穷,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但由于教育和生活环境的落后,成才的孩子并不多,因此又一次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还有许多人,因为交通不便,为了谋生,已离开了村庄,使大片的土地荒废,村庄成为无人居住的废墟。

我们现在还难以清晰地认识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传统乡村的根基以及它的伦理基础已受到极大的摧毁,新的伦理和生活基础又没有建立起来。农民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在传统和现代化的两难处境下,他们还来不及学习新的生存经验,他们的茫然、他们的尴尬、他们的困境也就显然易见。

 

文学不是治世的药方,我们并不希望从文学那里找到一条救世的光明大道;文学的责任是进入生命的幽暗部分,去探索生命在特殊环境下如何以自己的逻辑和意志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中怀着疼痛或欢乐地活着;甚至在文学中,我们并不需要给主人翁什么正确的指引或给他一个什么满意的结果,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文学是看到,是体验,是提醒,当然也可以是召唤;但作为艺术的根本,或者说,它作为艺术得以成立的根本,是它能够丰富、细腻、深刻地展现一个不被人们轻易感知、触摸到的生命以及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只希望能看到那些能直指人心的东西,看到那些挣扎中不屈不挠的生命和活着的灵魂。这种摆脱人云亦云,深入暗部的写作,考验着作家的勇气、真诚和写作的才能。

乡村这块变化中的土地,它无疑给王哲珠以及新乡土文学的作家们提供了肥沃的创作土壤和广阔的用武之地。反映真实的生存状况,见证一代人如何真诚而勇敢地活着,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写作的全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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